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张体义见习记者张魏年正值莲鹤方壶出土周年，为进一步推动两周考古学术研究，加强多学科合作，深入开展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与解读工作，8月25日至26日，“新郑莲鹤方壶青铜器出土周年纪念大会暨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新郑市召开。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设置主会场和分会场，26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分享两周考古学术热点和前沿动态，包含青铜器研究、区域文明互动和交流、考古发掘新成果等多方面内容，呈现出一场学术思想交流碰撞的盛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良高进行了总结发言。青铜器上的礼制密码青铜器是两周时期的重要礼器，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很多学者以青铜器为重点，用丰富的视角，聚焦青铜器的生产与组织、断代与分期、纹饰研究、器类物究研究、组合研究、礼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席乐以《试论楚系青铜爬兽》为题，将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爬兽分为两类，这两类爬兽也是楚系青铜器上流行的爬兽造型。楚系青铜爬兽在楚文化多类青铜器上可以见到，数量也比较多。在西周时期，周文化的遗址内一些实用器和弄器上铸有爬兽。东周时期，青铜爬兽在楚文化圈内流行。同时在晋文化圈内也流行青铜爬兽，不过，晋文化青铜爬兽多见于壶上。席乐研究员认为，青铜爬兽吐舌的造型和青铜爬兽在青铜礼器上大量出现意味着青铜器风格向世俗化的转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闻捷教授以《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编钟的音列与编列制度试析》为题，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并参考新郑礼乐祭祀坑的编钟组合，推定郑伯墓的葬钟制度应为镈钟4件搭配甬钟两组各10件，这种三列组合编钟的搭配是春秋中期以来较为常见的诸侯等级乐悬编列结构，体现了在西周古礼基础上不断繁复的礼制发展趋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郑凯磊以《商周格栏兽面纹爵及相关问题初探》为题，通过整理文献发现，格栏兽面纹爵出现于商末，流行于西周早期，主体形制及纹饰风格基本一致。出土铜爵的早晚关系、纹饰特征及安阳辛店遗址出土的格栏兽面纹爵范等证据表明，这类爵的生产地由安阳向洛阳、关中转移，并从这三处产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其产地转移应与辛店铸铜工匠随戈族贵族的西迁有关，此类爵的使用者多为殷遗民。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副教授张吉以《东周郑国青铜器的铅料演替规律与年代研究》为题，利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可确定青铜器及铅锡器中加入铅料的类别，依时代梳理材料总结其变化规律，并应用于断代实践。新郑、荥阳等地出土东周郑国青铜器年代连贯，组合清晰，目前可确定在春秋中期早段、春秋中晚期之际、战国早期早段存在三次铅料变化，据此可细化部分青铜器群的年代认识，为郑韩文化及周邻地区考古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以《春秋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之美》为题，论述了从春秋时代早期到晚期，青铜器造型的进化与纹饰的发展预示着青铜器象征意义的改变。从起初的简陋粗犷形象转变为后来的精致繁复风格，体现了青铜器已经从初期的礼器圣物，逐渐转化为以装饰性和功能性为主的社会化产品，以满足更加广大的社会需求和日常用处。朱彦民教授提出，这种造型和纹饰的演变，其内涵不仅体现了生产技艺的精湛，同时也表明了人类精神文化与审美情趣的提高，更能代表当时的冶金工匠在雕塑、刻画的设计思想和装饰理念，代表了这个时期人们美术绘画的最高水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李龙俊以《郑国铜器墓的组合变化及其历史背景》为题，指出郑国中小型铜器墓组合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无固定组合（春秋早期）到鼎、敦、舟组合（春秋中期）再到鼎、敦舟、盘、匜的组合（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这种变化表明，春秋早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文化特征，同时，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被低等级贵族所接受，但尚未形成明确的礼仪制。春秋中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中的文化特征已经形成，此时的礼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制度设计。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早期，礼的内容有所扩展，从饮食扩展到盥洗，礼制对低等级贵族的约束力有所增强。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早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中的铜器组合，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东周国更早的阶段承袭的，可能表明此时的郑国坚守周文化正统，拒绝周边强势国家的文化入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丽新以《小议莲鹤方壶的定名》为题，综合已有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认为莲鹤方壶器盖的莲瓣状装饰并非取材于现实中的莲花，而是从西周青铜器上鸟纹到环带纹再到立体环带纹（环带纹镂空形式）演化而来，是自西周中期以来青铜壶装饰工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她强调以莲鹤定名，从青铜器研究角度看似不太准确，然其最直接形象地概括了方壶最大的特点，故而深入人心且已约定俗成，实至名归。两周时期区域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以《春秋中晚期北南青铜盘的分野——附论恪守传统与变易之途》为题，基于李家楼青铜器的分群、分群年代和属性等问题，借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方法进行讨论。研究发现曾国坚持自身特点，早期青铜器与中原一致。春秋晚期既接受楚器，也被楚器所影响，并能坚守传统以创造出最为精美的青铜盘。楚在春秋晚期建立起自身风格，并影响到周边区域。上海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曹峻以《从东周吴越鼓座看中原与江南的文化交流》为题，梳理了吴越鼓座与先秦时期周、晋、楚与吴越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一方面，吴越地区建鼓形制及其配套的乐器组合表明，吴越作战时已经使用一套与中原诸周一致的军事乐器，吴越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先秦地区间频繁的军事、文化交流中。另一方面，鸿山组越族土著风格强烈、而亭子桥组已经有很多的晋楚文化色彩，表明晋楚文化在吴越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平衡。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郭明以《比较视角下三星堆遗址石磬试析》为题，通过梳理新石器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石磬材料，总结各个阶段的石磬分布、形制、石材、加工制作工艺、等级等方面特点，认为虽然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石磬，但一直没有影响到长江流域。在中原王朝具有等级含义的石磬，随着商文化的扩张，传播到四川、湖南、湖北、山东等地。三星堆遗址石磬的形制、制作工艺与中原地区相类，也具有等级含义，唯石材较为特殊，可能是就地取材的缘故。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石磬作为目前成都平原仅见的几件商周石磬，未发现明显的悬挂、使用痕迹。而中原地区石磬，如殷墟妇好墓所出，均有长期悬挂形成的磨损痕。其原因可能在于前者的使用方式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磬，与玉器、铜器、陶器等相类，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同类器物存在一定的联系，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赵燕姣以《汉阳诸姬的分封及其相关问题考》为题，她认为汉淮诸姬的分封是随着西周王朝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而不断推进的，同姓封国无疑是西周分封制的主体，这些散落汉淮的诸姬小国将周王朝的文化、礼乐乃至政治等化行南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我们今日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绝佳的范例。两周考古发现与研究有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仲杨以《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为题，公布了年～年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的发掘成果，并对该遗址的时代、主烧产品、功能区划和聚落布局、产品交换和消费、生产组织管理和性质以及陶丸和圆形陶器两类特殊器物的性质与功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付仲杨副研究员认为遗址主体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部分遗迹能到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历时性不强；主烧产品为夹砂褐陶微分裆疙瘩足陶鬲，产品相对单一；功能区划不明显，存在居、工、葬合一的聚落布局模式；可能存在产品交换和消费市场；应属于“官营”属性；两类特殊器物应该与制陶活动有关，具体功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余洁以《郑韩故城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将郑韩故城近年的发现与研究分为三个部分汇报：城墙建制方面，南城墙改变了我们以往认为其是在生土上直接起夯的旧有认识，它应是先夯筑基槽，再夯筑城墙主体部分的北部，然后依次向南夯筑。手工业方面，包括后端湾铸铁遗址和三里岗制陶作坊遗址。后端湾铸铁遗址是战国时期韩国都城一处重要的铁农具和工具生产作坊，同时承担一部分铸造兵器的功能。其中脱碳窑是战国铸铁遗址中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将我国球墨铸铁的年代向前推进至少年。三里岗制陶作坊遗址则是战国时期郑韩故城的一处私营作坊，在陶釜肩部我们发现有表示工匠姓氏的陶文。在西城黄帝故里遗址，发现1座保存完整的春秋中晚期编钟祭祀坑，3排钟架清晰可见，共24个编钟，包括4枚镈钟和2套各10枚钮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钦龙以《禹州雍梁故城的形制与布局研究》为题，从历史沿革、城郭形制、城市布局等方面着手研究，可以发现禹州雍梁故城是拱卫郑、韩都城的军事重镇，其封闭式城市的城墙、城壕等防御设施完备。城内布局利用南北主干道进行分区，应是受到郑韩故城东西两城制的影响。还有城内发现的铸铜（车马器）遗存、制陶遗存以及仓储遗存等，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一般城市布局与手工业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良高以《西周考古近年新进展》一文，将十余年来西周考古的诸多进展总结为以下几点：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以周原、丰镐和成周三个都城为中心的王畿考古成绩突出，都城结构布局日益清晰。封国考古成果瞩目，从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鹤壁辛村遗址、翼城大河口墓地、曾国考古、姚河塬遗址到济源柴庄、曲阜西陈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一大批成果。周边四夷考古多有突破，如“引江济淮”工程沿线西周时期遗址新发现、衢州云溪西周土墩墓群和城址、以炭河里城址为中心的区域聚落形态认识不断丰富、金沙文化的制陶手工业考古新收获、四川盐源县老龙头遗址考古重要发现等等。通过这些新发现，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拼图正在不断被丰富，对西周历史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代表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委会做了总结发言。指出本次大会各个汇报的主题从西周到东周、从中原到边缘、从周文化的核心区到周边地区都有涉及，体现出了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研究内容广泛的特点。本次大会的汇报内容涉及近年两周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年代学研究、器物研究、手工业研究、多学科研究、不同区域间文化交流、商周文化传承与创新和专题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充分展现了两周考古的“四新”，即新理念、新思路、新发现和新认识，在内容方面既专门、各有偏重，又互相交叉、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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